2020iResearch“热点聚焦”话题一览
2020年iResearch“热点聚焦”栏目共发布了关于14个话题的讨论,为便于大家查阅参考,我们将所有期次汇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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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主义
在当代思想界,诸多思想家、理论家围绕怪物或非人展开了意义深刻的讨论。德里达、福柯、阿甘本、齐泽克等思想家均曾探讨这一问题,将之视为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意象。他们的偏重虽各有不同,但皆将怪物视作一种处于边缘地带的存在,由此构成对于人之秩序与边界的僭越。尤为重要的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赛博格宣言》开启了科学视域中对于“人机”结合怪物的探索,阐明了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之间。关于后人类的讨论由此进入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当代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本期热点聚焦摘选天津师范大学王行坤副教授的《“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2018)、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教授《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2019)两篇论文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唐娜·哈拉维教授的“Making Kin: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2019)一篇访谈,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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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我们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
陈世丹: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政治,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新型的研究方式。
唐娜·哈拉维:哈拉维以相对浅易的语言谈论了“制造亲缘”(making kin)、“人类纪”等当下与后人类密切相关的话题,回应了她在近著《与忧患并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中提出的观点,聚焦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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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语人才培养
复语复合型人才一般指具有两门或多门外语的语言运用能力,同时掌握某个或多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具有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为满足我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对复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众多高校结合本校特色,探索复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本期热点聚焦节选北京外国语大学徐浩、濮实、单志斌的《复语复合人才培养中的外语课程设计——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学院为例》(2020)和复旦大学郑咏滟教授的《综合性大学外语专业复语人才培养探索——以复旦大学英西双语模式为例》(2020)两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探讨复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供广大高校外语教师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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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为满足我国国家战略对复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和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彭龙 2017),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4月成立了北外学院,旨在探索培养国家战略亟需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创新模式。2018年和2019年,该学院共招收4个“英法双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实验班。
郑咏滟:该模式符合本校本院的办学特色和实际条件,扎根综合性大学本身的特色,积极拓展海外交流,使多外语人才培养得以落实。在“英西双语”模式成功的基础上,外文学院有计划陆续推出“英法双语”“英德双语”“英日双语”模式,进一步拓展多外语人才的培养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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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MeToo运动
在过去的两年里,#MeToo运动可谓最醒目的关键词之一,这场拒绝强权、拒绝性别暴力的革命,引发了社会各界诸多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内部也有众多不同阵营和观点的分化。本期热点聚焦邀请四位嘉宾,从历史、政治、文学、身体革命、社会事件、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对当下女性主义潮流进行剖析,并对下一个阶段的#MeToo运动发展提出期望或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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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潍娜:未来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突破,很可能还是要体现在生育革命上。传统男权话语中,很多对母亲的赞美,实为一种绑架。要迎来真正的女性解放,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生育革命,把女性从母性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可能要依赖体外受孕、人工子宫等技术引领和伦理更新。
沈睿:我们需要的是性别平等关系,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女权主义绝不是女性压迫和剥夺男性,是性别平等,而不是性别一样。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尊重互爱的,社会的进步是由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创造的。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其实人类的性别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有介于中间的性别,我觉得“两性关系”这个概念应该用“性别关系”代替才准确。比如变性别的人,跨性别的人,心理性别即自我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统一的人,他们也在我们所说的性别关系里。
覃里雯:对身体和爱的重新发现,都需要我们去不断了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最新成果,来认知“何以为人”“身体里有什么,是怎么运作的”“人需要什么”这些问题中无限复杂、不断更新的知识。一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是我们发展自身和爱的能力的关键。
西川:有人开玩笑说女性主义是最好做的一门学问,因为历史非常短,它的产生很晚近,并没有积累起那么多的资料和文献,这方面材料相对其他领域来讲更容易收集。但这些是从西方传到我们这儿来的,中国的女性问题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在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第二阶段是承认男女还是有所不同。
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
著名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因病于2020年4月22日离世,享年76岁。
谢天振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创始人,是中国翻译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是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他率先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重点关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提出“创造性叛逆”,引起了翻译学界的激烈辩论与深刻思考,其对翻译文学史的思考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先生的离开留给我们沉重的哀思,谨以此专栏寄托吾辈对先生深切的怀念和哀悼。专栏摘选了先生的《“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和《从〈译介学〉到〈译介学概论〉——对我的译介学研究之路的回顾》两篇文章(在此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和《东方翻译》编辑部的授权)。透过先生的文字,让我们再来一起感受他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和奉献学术的大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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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译介学研究从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始,但其研究体系的建构却是始于对埃斯卡皮“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的引入和阐释。它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引导中国的“翻译研究跳出了千百年来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从而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行为的本质、翻译的动因、翻译的结果、翻译的传播、翻译的接受、翻译的影响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谢天振:随着译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译介学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也都就译介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一批青年学者也正脱颖而出,成为译介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介学理论早已经不再属于某个学者个人所有,它融入了集体的智慧,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国翻译学的集体理论库,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集体理论贡献。
再议翻译测试与评估
翻译测试与评估是一个涉及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在实践层面,近两三年来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翻译测试设计更为规范。一般而言,语言测试设计大致有两种模式:基于构念和基于任务。前者从界定所测能力出发,设计相应的测试任务;后者先对现实生活中运用所测能力完成的任务进行取样,再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任务作为测试内容。通常,设计测试时我们会从构念出发,但也会结合实际任务来考虑。了解测试设计规范是设计一项合格测试的前提。在翻译测试领域,穆雷、许艺、王巍巍(2017)和严明、吕晓轩(2018)关于设计并实施全国翻译专业八级考试(Test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jors-Band 8,简称TTIM-8)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TTIM-8的设计从测试构念入手,设计者对翻译能力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提出了测试的效度验证框架。
(二)更加重视翻译测试对翻译教学的反拨作用。国外NAATI、ATA等考试与翻译教学的联系进一步加深,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国内的CATTI考试已经被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纳入了翻译硕士专业高校教学管理质量监控体系,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也被列为翻译专业办学成果的重要评估指标。因此,翻译教师不仅要关注如何“教”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测”以及如何通过测评来促进教学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翻译测试、评估和翻译教学进一步结合的实践与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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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最重要的直接反馈机制,是翻译教学理论和翻译工具使用的试金石,因而在翻译教育快速发展和翻译工具普遍使用与日益更新的今天,全面回顾与展望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武光军:杨志红博士的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著作有三方面的特点:1)引入测试学中的构念、信度、效度等概念合理构建翻译测试的理论框架,以使得翻译测试科学化;2)以翻译能力为核心探索翻译测试的设计与实施,突出能力测试;3)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王树槐: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很可能是翻译教学乃至翻译学研究中最艰难的一个课题。宏观上看,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1)跨学科性。翻译测试应基于语言测试学、教育与心理测试学、计算机AI科学、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学科。只有借用这些邻近学科的成果,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才能得以发展。(2)层级性。翻译学习的主体有初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之分,针对这两种水平的学习者所采用的文本评价项目以及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同时,对于译者能力中的译者人格(translator’s personality)评价,即译文生产过程中译者的认知与情感评价,也是不同的。(3)方向性。英译汉和汉译英有着不同的目标语特征,析解原文的句法和语篇结构与生成译文的句法和语篇结构有着不同的心理过程,因此在测试的时候分翻译方向,应该会更好地揭示问题的实质。
朱琳: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更是检验翻译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亦对各类翻译人才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杨志红博士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一书,在梳理和评价目前翻译测试与评估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承前启后,是此领域值得推荐和认真研读的开拓性研究著作。
文化唯物主义论争
文化唯物主义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文学批评界驰骋四十年之久,至今仍方兴未艾。文化唯物主义着眼于莎评领域,它深入作品产出的语境,寻找文本背后权力的展布和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揭示文本的政治效用;另外,它独具慧眼、讽时喻世、指摘时政,在字里行间挖掘文本的言外之意;经此妙手,将经典文本重塑为挑战当道、掣肘权威的新说利器,改造成激进思想和边缘群体向正统宣战的战斗檄文。文化唯物主义既是对以往罔顾历史的形式主义的反拨,也是对浅陋粗疏的历史主义的矫正,它发挥了文本关照历史和现实的作用,为莎士比亚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唯物主义自诞生起就有革故鼎新、傲视群伦之势,它不惧批评界的理论巨头,锋颖尽露,直言批判,因此引来诸多质疑。内部的分歧使得文化唯物主义失色不少,而外部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理论的方法、原则,扩大了文化唯物主义在学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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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取消了“背景”和“前景”的区分;它们的理由是,文学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因此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在进行文学分析时不能出于权宜之计将它从社会历史中剥离。
袁方:虽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它至少解构了传统的莎评方法,批判了撒切尔执政时期莎士比亚教学和考试制度,在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对右翼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时至今日,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在莎评中居正统地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则籍籍无名,既没有在教学中广泛推广,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只供教授和学者查阅。
英语作为通用语:ELF研究及其发展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ELF): The development and some research issues
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研究对全球化过程中的英语进行了崭新的诠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本族语英语使用者和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之间的区分,对传统的将标准英语视为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的唯一参考标准之观点进行了批判,强调英语使用的多样性,以及英语标准的多元化。这一崭新视角对传统英语研究与教学带来挑战,也为英语研究与教学带来无限创新机遇。目前,基于该视角的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语篇分析、跨文化交际过程、文化、身份、态度等各方面。
ELF课题研究在欧洲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在亚洲正在逐渐形成规模。那么,产生于欧洲的ELF研究对中国环境中的英语教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启示与意义?本期热点邀请多年从事英语作为通用语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围绕ELF课题就其研究发展及相关交叉课题研究方向进行简要介绍,旨在促进中国的英语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对ELF课题及相关交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以及对英语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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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Jenkins:I realised that as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re the global majority (Chinese people be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is global majority), as the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more often than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as their communication is often effective, it was pointless for them to have to try to acquire native-like English – the kind of English that native speakers use among themselves.
Will Baker:It is currently estimated that lingua franca users of English outnumber native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by at least 4 to 1. In such diverse communicative settings it would clearly be naïve to expect English to necessarily be linked to the cul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Anglophone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or UK).
Martin Dewey:For teachers to approach language in a way that better reflects English globally, we need to raise better awareness among teachers – ideally among novice teachers during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 of the exceptional variability and dynamicity of English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王颖:简言之,中国英语教学应着眼于中国人才培养的实际英语使用需求。中国英语使用者不符合标准英语规范的英语表达应重新定义,从而实现符合中国英语使用者语言需求与身份价值认同的英语话语构建。
文秋芳:为了兼顾英语通用语的商务功能与文化交流功能,又不用英语本族语作为唯一标准,作者从教学视角提出了英语通用语的教学框架。该框架充分考虑了运用英语通用语交际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融合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者的需求。本框架包含两个维度:1)对语言的看法;2)对教学的看法。该框架将英语分析为语言、文化与语用三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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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籍翻译到外宣翻译:历时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多角度思考
长久以来,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期话题从《论语》翻译到1910—1949时期的汉语白话文翻译,再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通过历时视角勾勒出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关切,同时展现了翻译研究的多元视角,以期为相关学者和译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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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琰:西方汉学家译者由于没有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对话中不仅肯定其学术价值,也有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对话可以改变西方汉学家“自说自话”的研究状况,纠正汉学研究的偏颇之处,进而影响其学术研究思路。
赵秋荣:翻译与目标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因素较多,该项目只就几个语言点部分证实了前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相对单薄,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借助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的路径以及社会学、翻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索。
赵晶: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外宣翻译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中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传播已极大地拓展到西方话语体系受众,外宣翻译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应遵循“以我为主、简洁、标准化”的原则(郭业洲 2014),做好政治对内话语体系向对外话语体系的转换(贾毓玲 2017)。系统功能语言学聚焦话语的选择和功能,可为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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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重新定义与定位
学人对翻译定义或翻译本质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上多以比喻的方式出现,如翻译如绘画、翻译是竞赛,译者是奴隶、译者是桥梁等,但这些比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定义。从二十世纪至今,翻译的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如出现了职业化翻译、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等),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多次转变(如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社会转向等),翻译学科得以建立并繁荣发展,翻译的定义也“遍地开花”,给人一种难以适从的感觉。
鉴于此,谢天振教授曾在国内发起三次有关“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在《东方翻译》(2015年第3期;2016年第4期)与《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设有专栏发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选取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希望翻译的重新定义与定位得到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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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拓展的是人类的思想疆域,促进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翻译,人类的文化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如此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翻译的重要性。
黄忠廉: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符文化变化为乙符,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胡开宝:不管翻译方向、形式或介质如何,只要涉及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或者使用语言传递某种符号所表达的信息,而且传递的信息与源信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或相似性,便可视为翻译。
蓝红军:翻译是以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阐释来解除人们跨语跨文化信息传播与交际活动中异语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一种语言服务。
计量语言学的内涵与发展
近年来,计量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应用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形成了语言学的一个独特分支——计量语言学(刘海涛、方昱 2018)。在国际上,计量语言学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发展迅速,在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冯志伟 2017)。莱茵哈德·科勒(Reinhard Köhler)强调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在语言科技的实用性方面,计量语言学均属于最具发展潜力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之一(科勒 2017)。
本期热点节选浙江大学刘海涛教授的《计量语言学导论》(2017)、揭春雨、刘美君的《实证和语料库语言学前沿》(2018)、莱茵哈德·科勒的《句法计量分析》(2019)等著述中的部分内容,从计量语言学的缘起、概念的内涵、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等方面展开讨论,供广大高校英语教师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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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伟:计量语言学以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中呈现的各种语言现象、语言结构、结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概率论、随机过程、微分方程、函数论等统计的、非离散的数学定量方法,对其进行精确的度量、观察、模拟、建模和解释,以探索语言现象中隐藏的数学规律,刻画语言的数学面貌,揭示语言系统的自适应机制以及语言演化的动因,从而发现自然语言中存在的各种定律,如分布定律、函数定律、演化定律等。因此,计量语言学是以真实语料为基础、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发展规律的一门语言学科。
刘海涛:计量语言学强调定量的概念和建立模型的方法,着眼于语言的量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协同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国计量语言学者已经发现了不少具有普适性的计量语言学定律。这些定律可以分为三类:分布定律(distributional law)、函数定律(functional law)和演化定律(developmental law)。计量语言学研究问题涵盖语音、语法、词汇、文本、类型学、协同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多个方面。词汇层面的研究最为成熟。
莱茵哈德•科勒:在较为熟悉的学科,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的概念、模型和方法已经应用了很多年,而这些在语言学和文本科学中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应用。这些论点符合科学哲学中的公认标准,且在多个学科中都有效。
句法复杂度探析
句法复杂度是二语写作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构念,旨在探究写作者语言产出中句法结构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近年来,句法复杂度与语料库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已成为二语写作领域的热点。句法复杂度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语言发展过程及写作质量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二语写作研究的重点。而且,学习者背景、写作任务或教学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在技术层面,句法复杂度的测量工具也得到了开发和应用,如The Biber Tagger、Coh-metrix、L2句法复杂度分析器、TAASSC等。句法复杂度作为一个多维度构念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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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fei Lu:Our results show that disciplinary writers vary their choices in the use of complex syntactic structures depending on their rhetorical goals. Results pertaining to our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revealed significant variation across the rhetorical steps in the degree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assessed using all five indices considered, indicating that different rhetorical functions may entail greater or lesser use of different complex structures.
Nihat Polat:Th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NS and NNS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ir level of written syntactic complexity is laden with many implications. These implications, which can be pedagogical or social in nature, pertain to issues of fair evalu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cademic success, graduate employment, and the like.
Charlene Polio:Genre and task differences are obviously important to L2 writing research design but they also have implications for L2 writing theory and L2 writing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重温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大学教育
本期热点聚焦共包含两个议题,议题一为人文学科对大学教育的意义,议题二为文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反思。其中,刘意青教授、阮炜教授、陈众议教授、谷裕教授、胡强教授、石坚教授针对议题一发表了观点,刘锋教授、陈红薇教授、金冰教授、杨金才教授、金雯教授、张磊教授、王升远教授、尹晶教授针对议题二发表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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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意青:在21世纪全球化不断深入之际,我们面临的大变局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和人文教育思想重构体系。
阮炜:与理工类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专注于培养某个领域的专才,或者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不同,人文学更加着眼于培养通才。
陈众议:针对“大学教育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置坐标、重塑精神”这一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一是从宏观着手,完善人文教育的机制,实现教育的去功利化、去扁平化和去机械化,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二是从微观着力,建议加大学生的阅读量,反对束缚想象力的不阅读、浅阅读和非阅读。
谷裕:大学的人文教育及人文学科应真正秉承人文主义精神,外语学科不应一味依附于西方知识体系,全盘接受文化输出国的价值观,而应在把握学术前沿的基础上,注重对基础学问和基本问题的关切,提升国内学者的学术自信,强化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人文教育的持续发展。
胡强:大学的特殊使命是培育具有长时段思维能力的学子,培养能够超越学科狭隘追求的专家,以及时代不可或缺的人才。
石坚: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设置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也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全球视野、人文情怀和多元文化包容性。
刘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后处境艰难,始终致力于为自身寻找合法性,但正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人文问题永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因此寻找答案的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
陈红薇: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等不同思潮既对峙又共生,从人类最早的神话叙事到当代的科幻文学,都在讲述“人”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人文主义本质的追问,也有后人类主义的焦虑。
金冰:作为对人文主义的重新思考,蒸汽朋克小说关注人自身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蒸汽朋克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和人类从对立走向共生的过程,凸显了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相互渗透交融的必要性,又警示了科学中心主义的机械论倾向及其对人文价值的遮蔽。
杨金才:虽然“9•11”文学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基本文学格局,但这些作品不再单写某个地域性的暴力事件,而总能将其镶嵌在更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全景中,对全球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史及逻辑进行批判,高度体现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
金雯:沃尔夫的小说《海浪》体现了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互动。《海浪》是“悲歌”的代表,是对死亡的哀悼和思索,是“感受的政治”。小说以展现和重塑感受为己任,直击时代问题的核心,将注意力投向整个历史语境,与哲学、科学不断碰撞和互动。
张磊:身为钢琴家的萨义德为形塑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核心思想,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借用“对位”、“卡农”等音乐语汇,并在一次次实验性的使用中测量“对位”之于其人文主义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最终选择这一“临时性”的概念作为对自我思想的诠释。
王升远:为打破战争文学研究的“同温层效应”,可以借鉴人文主义对人性尊严、宽容和平等价值的尊重。
尹晶:基于对印度布克奖小说的人文主义反思,主张独立后的印度要真正摆脱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束缚,必须对制约印度民众“身体、思想和欲望”的文化想象进行检视和剖析,主动打破东西对立,借鉴第三世界的思想精华,建构超越殖民认同与真正融合宗教、语言、种姓等差异的后民族共同体。
英语通用语视角下的学习动机、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
本期栏目邀请六位对多语、英语通用语、全球英语有深入研究的国内外专家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近期研究成果。郑咏滟、鹿秀川和任伟的论文探索了多语环境下非英语外语学习动机问题,通过引入语境维度完善了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方帆的专著探讨了全球英语理论背景下,中国教师与大学生对自己和不同英语口音的态度及其身份认同,指出了英语本族语模式的语言教学与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复杂性问题。鲁华山和Adcharawan Buripakdi的论文探索了全球英语背景下的语言教学模式及其对语言意识的影响。上述文章或专著从语言学习动机、语言态度、语言意识等不同侧面深入考察英语通用语/全球英语背景下的外语学习问题,对今后相关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 许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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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咏滟:Our findings also suggested a potential gate-keeping role of global English in conceptualizing non-Anglophone learners’ LOTE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LOTE learning motivation research.
方帆:This book revisits the issue of China English as a developing variety of English and scrutiniz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own and other English accents from the critica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f Global Englishes (G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鲁华山: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 GE-informed pedagogy in develop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GE awareness. Eighty-two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received a 12-week intervention of a GE-informed instruction.
语用论辩研究
语用论辩学(Pragma-Dialectics)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Frans van Eemeren和Rob Grootendors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张从语用学视角出发将论辩看作双方为消除意见分歧而实施的言语行为,同时从古典论辩学视角出发将这些言语行为看作批判性讨论的一部分。2011年,国际论辩研究院(International Learned Institute of Argumentation Studies,简称ILIAS)入驻江苏大学,进一步推动了语用论辩学在国内汉语、外语、逻辑、法学等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力。本期“热点聚焦”介绍该领域的最新发展。
——南京邮电大学 袁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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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目前,以策略操控为核心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外交、法律和医患互动四种交际活动领域,主要研究目标大致有四个:(1)揭示这些交际活动领域中的交际惯例及其对策略操控的机构性制约;(2)探讨这些交际领域中常用于论证某类立场的各种论辩图式以及由这些论辩图式组成的论辩模式(argumentative pattern);(3)探索不同交际领域中论辩者策略操控每个论辩话步之后整体呈现的论辩风格(argumentative style);(4)为不同交际领域的论辩现象提供语境化的合理性评判标准和改善建议。
闫林琼:By apply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framework t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crisis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here, we are trying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Which contextual factors may have laid certain constraints for governmental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Which strategic endeavors are embedded in the local Chinese government’s crisis discourse? How might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strategic endeavors imply to the future governmental cri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s? It is hoped that such an attempt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governmental cri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well as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gumentation.
陆品超:兼具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双重视角的语用论辩学不但可以较好地还原“诉诸同情”论证在批判性讨论中所处的位置、推理结构及其发挥的论辩功能,还能帮助我们从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个方面深入阐释该论证在具体机构语境中的“论辩-修辞”说服机制。更重要的是,语用论辩学提出的谬误识别标准为我们在语境中鉴别“诉诸同情”的合理性提供了更切实际的理论依据。